12月20日
吴敬琏教授在SEE上海论坛上的演讲
2007年5月27日（星期日）
9：30AM - 1：00PM
上海 十乐会苑
我只是讲一个开场白，主要的还是我们来做一些对话。
最近这两年民间的思想激荡还是很大的，表现的形式比较激烈，所以跟我们的企业家讨论一些问题很有好处。这个题目是协会定的，其实要我来讲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好象不太合适，虽然我的职业是当老师，但是好为人师总是不太好，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应当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作为一个公民，企业家是很重要的公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也许大家公认的目标，即所谓的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能够建设得顺利一点。
我想讲几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也许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建立有关系，这些人对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问题有过很多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企业家主要关注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企业富起来。现在眼界拓宽了，看到了这个社会，我们的生存环境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除了要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企业能够经营得好，能够富起来之外，还要关心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正如其他一些好的目标，好的口号提出来一样，后来就变成了某种宣誓或者是作秀。报刊上大量地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缩小为做一些公益事业，就是企业家只要拿一笔钱，办一些公益事业，不管是治理环境，还是慈善事业，或者是扶贫就算是尽到了社会的责任。
这样是不是把我们这个协会原来的初衷缩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公益事业。其实我想应该继续扩展来，要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你要说得抽象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公民，他对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负有责任。
首先要办好我们的企业，这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办得很差，我每年都拿出来一笔钱治理环境，这是不是就算尽到社会责任，我想不能这么看。要办好企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生存的社会生态是非常糟糕的，在座的诸位比我们这些教管理的人有更深的体会，我在中欧每个班都要上30个课时的中国经济课，我们的学生都要讲他们生存的环境多么的恶劣，除了自然生态的改善之外，社会生态怎么改善，这是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全体公民的责任，也包括企业家，是企业家切身的利益所在。
我总的想法就是要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概念扩大，比如从SEE关怀生态环境，扩展到整个社会怎么创建一个好的社会。这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当政治家，2002年泰山研究院在月亮湖开年会时我提出企业家要在商言商，首先要搞好自己的企业，但是企业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企业家主要的精力当然是要把自身的企业搞好，但是至少要知道这个企业是在一个什么大系统里面的企业，所以这就有一个需要完善自己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主要精力要放在搞好自己的企业上，同时一定要完善自我的修养。我办这个企业是为什么？这个企业是这个社会的细胞，我所追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企业家都很忙，而且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我的学生们告诉我，除了在企业里上班的时间，主要是忙于跟外面的官员打交道，没有时间看书。但是我还是说要挤出时间看书，否则忙忙碌碌，也许每年的年报看起来有所进步，销售额、盈利增加了，但是到底为了什么弄不清楚。
第二，关于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最美好的社会？大家也都认同以前是三个目标，现在是四个目标，要富裕、民主、文明、和谐。具体是什么样的，对这些概念各自都有不同的理解，老实说在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认真的想过。
改革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民生凋零，社会一团混乱，原来的一些信仰幻灭了，新的信仰没有建立。曾经有过一段反思，这个反思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浅的，就是说工人农民希望赶快改善缺衣少穿，吃不饱饭的状况，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希望多发一些票证，甚至人们都没有想到不用票证就可以买布，买肉、买肥皂、买油，只是希望能够改善一点，能够活下去。
知识分子就是想改变“臭老九”的状态，臭老九一方面是物质的状态，一方面是精神和社会的状态。从物质状态说，大学毕业以后30、40年拿60多元的工资，一家几口住在筒子楼，像我们这样当时是资深讲师，一家四口住十多平方米的住房，能改变这个状况就不错了，根本不会去想作为一个知识人应该对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那时邓小平派了工程兵给我们资深的教员修小房子，当时觉得感恩戴德。
官员们想的也很简单，也许有信念、有使命感的官员最高也就是想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你看看四个现代化是什么含义？就是讲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这已经是最高的境界了，没有认真的想过他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种做法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了，也许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现了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记得86年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会议和财经小组会上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他说现在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双重体制对峙，摩擦很大，漏洞很多。那么出现了问题，出路在哪里？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系，要建立一个经济系统。这好象是第一次比较明确的提出来，至少在经济体系上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在提出中国改革的时候同时提出了政治改革，这就是80年的“818”讲话。现在看“818”讲话，应该说他对过去存在的弊病看得比较透，但是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体系这点上，是比较零碎的，不能说他没有很深刻的意见，只是并不是很系统。
我想这主要是和他过去所思所想有关系，比如他在法国留学，他到过某些欧洲的国家，他主持工作的时候深切地感觉到党政部门以党治国的问题，所以他在“818”讲话里面贯穿的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提的两条，一条是党政分开，一条是政企分开。
分开以后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很好，以至于87年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着重点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思想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因为“六四”，我想即使没有“六四”，十三大着重讲的政治改革这套体系现在运转也不会太深。《邓选》的第二篇文章就是“818”讲话，基本上是贯彻党政分开，当时取消的各种党政机构、企业党委属地化管理，从领导机构变成监督保证，用共产党内部的行话是由一个党组性质的、决定政策的变成了监督、管党员的机构。后来到了89年底，全部都恢复了，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六四”，但是也不全部是。这点不是很明确,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进展不大。
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89年以后，进度就放慢了，因为碰到了一些“硬木头”。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到了80年代中期就发现不行了，要建立一个所谓逻辑一贯的体系，于是就有了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建议实行商品经济，然后是86年的配套改革的尝试，但是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成就。南京讲话以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上有比较大的推进，特别是经过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也就是采用银行外汇这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后来开始了国际金融改革。
1997年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有很大突破，第一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第二是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特别是以股份制为特点的公有制，第三是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97年以后，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快就碰到了两个很难迈过去的坎，一个是国有大企业改革，国企改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难过的关就是改变政府职能，改变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这两个东西都牵扯到旧体制中最核心的权力和我们党政官员们基本的利益。在早期的改革里面，这个方式就使得腐败问题普遍蔓延。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有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他们对双轨制的评价是正面的，而我认为它的弊病越来越多，它创造了一个普遍的群众环境，使得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权利干预市场行为，那个地方就有腐败。
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腐败的根源就消除不了，特别严重的是最近几年出现新的国进民退的情况。各种报刊用的词不一样，有的报刊说是第二次国有化，《中国新闻周刊》是新国有化，《经济导报》说是新的国进民退的潮流，我认为是“开倒车”行为。
另外就是以宏观调控之名，行政府干预之实。在这方面，曾经采取过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说在之前的中纪委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反腐败要从源头上抓，什么是源头？当时中纪委的尉健行书记说源头就在审批制度，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是读了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寻租方面问题的文章，自己切身的体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那几年，两会的一个热门的主题就是整顿和改善。但是中国的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强的，它用各种方法绕过去。清理审批时，他都报北京取消了多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后来热炒过去以后，人们也就不再说了。后来又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行政许可法》，根据《行政许可法》，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各级人大可以设立行政许可。配合执行《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发过两次文件，过去的行政许可有二百几十项还保留，其他都取消了，实际的结果是并没有取消。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手机事件，手机的行政许可在国务院保留的名单里没有了，移动通讯器材不在行政许可名单里，但打了一场官司，到最后是核准制。核准制,根据企业家的反映比审批还要厉害。
05年以后加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就是微观干预。主流媒体上就有大量的文章说，中国的情况是宏观调控就得要有行政手段，我们经济学家是很低能的。没有办法，人家把“宏观”两个字的定义都改了，所以现在不叫审批的审批有增无减。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转不过来。中国是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非常少的一个国家，这么一转变，大量耗费资源的增长方式根本是支撑不了的，所以“九五”计划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过了十年了，“十一五”又来了，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主线，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系统，特别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对于资源的配置，和一些市场参数被行政机关掌握在手里，这样系统的行为方式一定是用一种粗放的方式来维持一个GDP的高增长，不惜牺牲资源、牺牲环境。所以不管做多少号召，内在的动力是推着走，实际上到了世纪之交这个办法已经不行了。我们用了日本开始使用的出口导向的办法,在短期中解决这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最终的需求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想详细地讲。
这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投资的效率下降和最终需求的不足，消费不足，这个是马克思分析的非常透彻的事情。我们有一些号称坚持马列的人们，居然是用斯大林主义来代替和冒充，马上就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用了东亚国家的办法，用出口需求来补充代替内需，投资率不断地提高会产生产能增加，可是消费率在GDP当中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当然最终会需求不足，就会出现马克思讲过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劳动者的贫困化，社会矛盾的提高，经济危险的发生。东亚的国家效仿日本的办法就是用出口，用一套政策来鼓励他们，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本国货币估值很低，这样产生了很大力量推动了出口，这个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弥补了高耗费增长方式的缺陷，使得能够维持相当长时期的高增长。但是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在03年已经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经济学家在内部讨论以及和政府官员的对话时都讲明了这个道理，而且往往能够说服官员领导。但是实际的经济考虑就不行了，实际的经济考虑一个是出口商，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希望提高增长，维持高增长率。要执行就碰到一些短期的利益的考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这套总增长方式不但引起了经济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社会政治问题，比如群众的消费水平增长，比如现在房价的高价，还有在我看来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证券市场“疯牛”。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的愈演愈烈。因为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利如此之大，于是就造成了腐败的日益严重，沈金川最先研究温州问题，温州为什么在浙江越来越靠后，也讲了一些合同的机制，只是在过去早期的市场是人格化的市场，大家都是熟悉的，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人们可以运用血缘关系、乡亲关系保证合同的执行，基理是信息系统。在一个熟人市场上，乡亲关系、血缘关系这个网络信息是畅通的，所以一个人只要失信,马上这个市场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此人是靠不住的，所以这样一个信息机制就迫使交易活动的参与者不敢失信，他一旦失信就表示市场上所有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不能和他打交道。
我们的市场已经发展到高级市场，就是所谓的陌生人市场，非人格化的市场，非人格化的市场合同的执行机制要靠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离开土生土长的圈子做生意，就必须搞定当地的官员，如果不搞定当地的官员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受骗或者是受到某种打击的危险。
所以官员现在有价，官员的“价”一方面有配制资源的权力。我去参加复旦100周年的时候，内地一个大学的校长就告诉我，他们那个地方最近几年最发财的是乡长，那个地方矿很多，小矿的价钱是1、2千万，他用各种方式得到干股，或者是交给他自己的亲戚，这个就是利益的来源，我跟学生说，现在中国发展了一套语汇，每个地方说话不一样，好多人说搞定，四川人说是勾兑。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各有不同的，有的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是很危险的。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在政治上可能是偏左一点，也可能是偏右一点，现在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现在有一种叫法是“主流经济学家”，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好象把经济学家看成一个党，经过投票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对学者来说完全不是这样，各自有自己的意见，这种讨论没有深入的进行，还有我们的企业界人士不太愿意讨论。
企业的办法有各种各样，有的搞好跟官员的关系，说得更不好听一点“不如分我一杯羹”，有的人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他的经营哲学就是不要做得太大了，盈利就不要再做了，见好就收。
也有的人弄一个外国身份，还有去年人家告诉我的“卖身自赎”，就是把控制权交给外国人。当然也有企业家认真严肃的看待这些问题，大家都拿到秦晓的报告，应该说它（招商局集团）没有太大这方面的困难，是正部级的企业，他还在认真思考，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前途。
一方面没有能够深入理性地讨论，另一方面还有不和谐的一面。这种情况之下，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里面批评的那些理论家、政治家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浮出水面，第一次是81-82年，动静不大但是相当的成功，把十二次代表大会整个搬到计划经济上去了，84年邓小平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翻过来了；第二次动静比较大，是89-91年。这第三次比89-91年那次更大了。
两个特点，一个特点89-91年那次他们主要公开表达的方式是用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次不是的。这次从他们内部的核心人物来说是直接把苗头对准改革开放，是资改路线。89-91年也说过资改路线，当时也说过赵紫阳资改路线，这次说的是邓小平。后来都讲得非常的公开，一方面是直接的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资改，另一方面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积极的。
另外一个特点他们利用我们社会现在存在的弊病，群众对于腐败的流行，对于收入差别的拉大，早就有很多的不满，而迟迟又没有任何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相当成功的把群众政党的部分引向了一个策略方向，把矛头针对了改革开放。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舆论，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改革，有一段很流行的顺口溜：“医疗改革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上不起学，住房改革买不起房子，国企改革一方面是大量下岗，一方面是大鳄们的盛宴”。你看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献，这些人比郎咸平地位高得多，社会影响大得多，理论政治纲领等等是非常完美的。
这样一个早被人们所唾弃的体制，居然以新的形式，甚至成了主流传媒的某种意义上的观点。于是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越是不改革，这些社会问题就更加显著，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又被说成是改革造成的，这个圈就跑不出来了。
第三，现在确实有许多人在思考。秦晓文章里面讲了好几种观点，除了他自己的观点之外还有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民族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霸权遏止中国发展的反抗和对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改造，新儒家寻求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人们都在思考，这是很好的现象。
我大体上是同意秦晓的认识，我想即使对秦晓讲的基本价值观和一些制度的架构来说都还有一个深入一步研讨的必要，我想建议我们的企业家们，不是说你们变成政治家、理论家，而是说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来说，你们对事情越明白，我们的事情就越好办一些。为什么说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讨论？比如关于自由，人们就很快想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和诉求有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托尔斯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是两个不同的路子。
我们中国这一代人年轻时接受所谓自由的观念是卢梭的极端的人民民主派思想，主权在民，人民的代表具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个问题中国思想界做了一些讨论，但是似乎没有很深入，一个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对民约论的剖析，一个是朱学勤对道德理想国破灭，是做了一些讨论，但是没有很深入的讨论。所以陷入一个危机，理想主义自然会受左的专制主义的影响，经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受到人们的歌功颂德。
在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我说有五个共同点，这五方面都存在歧异，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是误解，比如说这五点是市场经济、法制、宪政民主、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社会结构由哑铃式向橄榄式的转变，或者是新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崛起，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比如说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容易的一个误解是把重商主义说成市场经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我自己想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说钱颖一讲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我也是支持的，后来想想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妥，坏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呢？也许在80年代初期我和体改所的朋友们争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说法可能还好一点，当时用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原始资本主义。
你说印度尼西亚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市场经济？什么企业都是苏哈托家里的人或者是他亲戚朋友，印尼政府对经济生活有非常强的干预，那个和重商主义时代是一样的。经济学的开山祖师Adam Smith强烈地批判了重商主义，所以说自由市场经济更加妥当，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要点就在具有自主决策权人们之间的竞争。
还有民主，民主这个东西就更迷惑了。刚才我讲到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我们上一代人也这样，是深受卢梭人民民主，极端的人民民主观念的影响，它不是宪政民主。主权在民，民是谁？民从法律上说是国民公会，是人民的代表，实际上罗伯斯比尔有一个名言：我就是人民。毛主席就是人民，紧跟毛主席就是紧跟人民。看看法国大革命，起先很温和，甚至有相当多的人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越来越极端，后来就到了1789年年底以后特别是在1793年先从革命的温和派杀起，最后杀到雅各宾俱乐部内部的温和派。从哲学上说，王元化先生分析怎么样从私益变成众益，众益变成公益，公益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想起斯大林在一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书里讲，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无政府主义把个人放在前面，而社会主义把集体放在前面，每个人要服从集体。
最后一点是最难的，我们这个社会是从封建社会而来。这个有争议，总而言之，一方面少数的贵族和普遍的贫穷的人们，这里是矛盾重重。而现代社会为什么能够稳定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专业人员，不管是技术知识分子，还是经理人员，他们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于是所谓的新的中产阶级就壮大了，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变得非常的重要，这样的社会才可以稳定。
我们的社会总是极端化。最近的讨论中，我认为用分析哑铃式社会的办法来分析我们当前的社会是很不好的现象，用简单的二分法来看经济结构，而且煽动仇富，反智。反智就是反对专业人员，专业人员基本靠知识，结果就使得两极化。
其实我和一些自称为左派的人，我们讨论起来很能够理解对方说的是什么，而且很容易沟通，也容易达成一致，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在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中被排除了，比如我在很多场合介绍过一本书《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本书认为自由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是一个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繁荣非常重要的制度架构。反对市场往往是来自两个社会力量，一个社会力量就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从经济的开放上取得了好处，不愿意继续经受竞争的考验，所以他就要求抑制竞争呼吁政府管制这个市场，这部分人人数很少，问题是他有可能得到一些在这个市场竞争中处於不利地位的人，一般说来是弱势集团的支持。其实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弱势集团的，因为市场本身强调竞争，当自己觉得能力不足的时候，在竞争上不能立足的人们往往对受到既得利益者进行蛊惑，参与他们反市场的行动。他讲了一段话，如果这种做法真正得逞，真正由政府抑制市场竞争，这些弱势集团的根本利益受到腐蚀，他们往往不会反对，会认为政府的这种行动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还会鼓掌欢迎。
早些时候，我两位左的朋友明确表示这本书写得很好，有一位左派朋友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说“这本书很好，但是题目不好，如果改成《从资本家手中拯救市场经济》就好了”；另外一个左派朋友在《文汇报》向读者推荐今年出版的好书，还把这本书列上去。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了，所以在财经年会上，为了谨慎，我也讲了这本书，我没有用自己的话，我说我读过这本书，讲了什么，引入了一段，我觉得很有启发，我推荐这本书。报上发表后，当天成篇的帖子就上来了，说就是替富人讲话。后来《财经杂志》就把原本发表出来了，这个不是讲个人的事。
从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看这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极端化。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结构，希望就在所谓新的成长，这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但是往往被排除。最近的社会趋向是仇富，什么是富，中国人其实是通情达理的，讲清楚道理是不会盲目地追求仇富，问普通人说比尔盖茨（Bill Gates）怎么这么多钱，他是世界首富，但对他并不反感，因为他有贡献。但是这种舆论，这种做法就变成了盲目仇富，而富又是不清楚的概念。比如对农民工来说，城里人都是富人，所以会出现那种事件，去年12月清华一位副教授被劫杀了，凶犯在法庭上说，他是河北的农民，到北京打工不顺，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上网，他在网上得到的概念就是富人太猖狂了要教训，教训一下他们，他看清华这位女副教授开了一辆本田，显然是富人。也有好几起的案子，扎轮胎出气，这种事很多。其实这些专业人员，他们应该说是弱势群体的朋友，来建设我们这个和谐社会，但是把他们划到对方了。这是两个问题，一个为那些贪官污吏转移目标，第二就把我们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打到对方去了，这是具有破坏性的思想。
最近中文大学社会系的熊主任，给我推荐了一个西班牙的访问团，我也就此推荐给诸位。西班牙为什么内战以后落入佛朗哥专政的地步，而在战后为什么又重新回到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主流？这个值得我们思考，而我们现代化的道路是极其不顺的。
我去三峡做一个课题，一个县一个县的考察，到了我妈妈的家乡奉节令我感慨万千，我妈妈的祖父是第一代面向世界的，经过这么多代人，中国的现代化的步履艰难，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实现。
吴敬琏教授在SEE上海论坛上的演讲
2007年5月27日（星期日）
9：30AM - 1：00PM
上海 十乐会苑
我只是讲一个开场白，主要的还是我们来做一些对话。
最近这两年民间的思想激荡还是很大的，表现的形式比较激烈，所以跟我们的企业家讨论一些问题很有好处。这个题目是协会定的，其实要我来讲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好象不太合适，虽然我的职业是当老师，但是好为人师总是不太好，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应当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作为一个公民，企业家是很重要的公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也许大家公认的目标，即所谓的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能够建设得顺利一点。
我想讲几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也许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建立有关系，这些人对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问题有过很多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企业家主要关注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企业富起来。现在眼界拓宽了，看到了这个社会，我们的生存环境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除了要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企业能够经营得好，能够富起来之外，还要关心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正如其他一些好的目标，好的口号提出来一样，后来就变成了某种宣誓或者是作秀。报刊上大量地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缩小为做一些公益事业，就是企业家只要拿一笔钱，办一些公益事业，不管是治理环境，还是慈善事业，或者是扶贫就算是尽到了社会的责任。
这样是不是把我们这个协会原来的初衷缩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公益事业。其实我想应该继续扩展来，要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你要说得抽象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公民，他对于建设一个好的社会负有责任。
首先要办好我们的企业，这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办得很差，我每年都拿出来一笔钱治理环境，这是不是就算尽到社会责任，我想不能这么看。要办好企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生存的社会生态是非常糟糕的，在座的诸位比我们这些教管理的人有更深的体会，我在中欧每个班都要上30个课时的中国经济课，我们的学生都要讲他们生存的环境多么的恶劣，除了自然生态的改善之外，社会生态怎么改善，这是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全体公民的责任，也包括企业家，是企业家切身的利益所在。
我总的想法就是要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概念扩大，比如从SEE关怀生态环境，扩展到整个社会怎么创建一个好的社会。这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当政治家，2002年泰山研究院在月亮湖开年会时我提出企业家要在商言商，首先要搞好自己的企业，但是企业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企业家主要的精力当然是要把自身的企业搞好，但是至少要知道这个企业是在一个什么大系统里面的企业，所以这就有一个需要完善自己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主要精力要放在搞好自己的企业上，同时一定要完善自我的修养。我办这个企业是为什么？这个企业是这个社会的细胞，我所追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企业家都很忙，而且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我的学生们告诉我，除了在企业里上班的时间，主要是忙于跟外面的官员打交道，没有时间看书。但是我还是说要挤出时间看书，否则忙忙碌碌，也许每年的年报看起来有所进步，销售额、盈利增加了，但是到底为了什么弄不清楚。
第二，关于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最美好的社会？大家也都认同以前是三个目标，现在是四个目标，要富裕、民主、文明、和谐。具体是什么样的，对这些概念各自都有不同的理解，老实说在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认真的想过。
改革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民生凋零，社会一团混乱，原来的一些信仰幻灭了，新的信仰没有建立。曾经有过一段反思，这个反思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浅的，就是说工人农民希望赶快改善缺衣少穿，吃不饱饭的状况，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希望多发一些票证，甚至人们都没有想到不用票证就可以买布，买肉、买肥皂、买油，只是希望能够改善一点，能够活下去。
知识分子就是想改变“臭老九”的状态，臭老九一方面是物质的状态，一方面是精神和社会的状态。从物质状态说，大学毕业以后30、40年拿60多元的工资，一家几口住在筒子楼，像我们这样当时是资深讲师，一家四口住十多平方米的住房，能改变这个状况就不错了，根本不会去想作为一个知识人应该对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那时邓小平派了工程兵给我们资深的教员修小房子，当时觉得感恩戴德。
官员们想的也很简单，也许有信念、有使命感的官员最高也就是想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你看看四个现代化是什么含义？就是讲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这已经是最高的境界了，没有认真的想过他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种做法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了，也许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现了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记得86年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会议和财经小组会上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他说现在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双重体制对峙，摩擦很大，漏洞很多。那么出现了问题，出路在哪里？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系，要建立一个经济系统。这好象是第一次比较明确的提出来，至少在经济体系上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在提出中国改革的时候同时提出了政治改革，这就是80年的“818”讲话。现在看“818”讲话，应该说他对过去存在的弊病看得比较透，但是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体系这点上，是比较零碎的，不能说他没有很深刻的意见，只是并不是很系统。
我想这主要是和他过去所思所想有关系，比如他在法国留学，他到过某些欧洲的国家，他主持工作的时候深切地感觉到党政部门以党治国的问题，所以他在“818”讲话里面贯穿的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提的两条，一条是党政分开，一条是政企分开。
分开以后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很好，以至于87年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着重点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思想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因为“六四”，我想即使没有“六四”，十三大着重讲的政治改革这套体系现在运转也不会太深。《邓选》的第二篇文章就是“818”讲话，基本上是贯彻党政分开，当时取消的各种党政机构、企业党委属地化管理，从领导机构变成监督保证，用共产党内部的行话是由一个党组性质的、决定政策的变成了监督、管党员的机构。后来到了89年底，全部都恢复了，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六四”，但是也不全部是。这点不是很明确,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进展不大。
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89年以后，进度就放慢了，因为碰到了一些“硬木头”。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到了80年代中期就发现不行了，要建立一个所谓逻辑一贯的体系，于是就有了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建议实行商品经济，然后是86年的配套改革的尝试，但是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成就。南京讲话以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上有比较大的推进，特别是经过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也就是采用银行外汇这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后来开始了国际金融改革。
1997年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有很大突破，第一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第二是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特别是以股份制为特点的公有制，第三是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97年以后，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快就碰到了两个很难迈过去的坎，一个是国有大企业改革，国企改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难过的关就是改变政府职能，改变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这两个东西都牵扯到旧体制中最核心的权力和我们党政官员们基本的利益。在早期的改革里面，这个方式就使得腐败问题普遍蔓延。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有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他们对双轨制的评价是正面的，而我认为它的弊病越来越多，它创造了一个普遍的群众环境，使得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权利干预市场行为，那个地方就有腐败。
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腐败的根源就消除不了，特别严重的是最近几年出现新的国进民退的情况。各种报刊用的词不一样，有的报刊说是第二次国有化，《中国新闻周刊》是新国有化，《经济导报》说是新的国进民退的潮流，我认为是“开倒车”行为。
另外就是以宏观调控之名，行政府干预之实。在这方面，曾经采取过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说在之前的中纪委曾经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反腐败要从源头上抓，什么是源头？当时中纪委的尉健行书记说源头就在审批制度，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是读了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寻租方面问题的文章，自己切身的体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那几年，两会的一个热门的主题就是整顿和改善。但是中国的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强的，它用各种方法绕过去。清理审批时，他都报北京取消了多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消，后来热炒过去以后，人们也就不再说了。后来又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行政许可法》，根据《行政许可法》，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各级人大可以设立行政许可。配合执行《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发过两次文件，过去的行政许可有二百几十项还保留，其他都取消了，实际的结果是并没有取消。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手机事件，手机的行政许可在国务院保留的名单里没有了，移动通讯器材不在行政许可名单里，但打了一场官司，到最后是核准制。核准制,根据企业家的反映比审批还要厉害。
05年以后加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就是微观干预。主流媒体上就有大量的文章说，中国的情况是宏观调控就得要有行政手段，我们经济学家是很低能的。没有办法，人家把“宏观”两个字的定义都改了，所以现在不叫审批的审批有增无减。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转不过来。中国是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非常少的一个国家，这么一转变，大量耗费资源的增长方式根本是支撑不了的，所以“九五”计划就要求转变增长方式，过了十年了，“十一五”又来了，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主线，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系统，特别是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对于资源的配置，和一些市场参数被行政机关掌握在手里，这样系统的行为方式一定是用一种粗放的方式来维持一个GDP的高增长，不惜牺牲资源、牺牲环境。所以不管做多少号召，内在的动力是推着走，实际上到了世纪之交这个办法已经不行了。我们用了日本开始使用的出口导向的办法,在短期中解决这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最终的需求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想详细地讲。
这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投资的效率下降和最终需求的不足，消费不足，这个是马克思分析的非常透彻的事情。我们有一些号称坚持马列的人们，居然是用斯大林主义来代替和冒充，马上就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用了东亚国家的办法，用出口需求来补充代替内需，投资率不断地提高会产生产能增加，可是消费率在GDP当中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当然最终会需求不足，就会出现马克思讲过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劳动者的贫困化，社会矛盾的提高，经济危险的发生。东亚的国家效仿日本的办法就是用出口，用一套政策来鼓励他们，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本国货币估值很低，这样产生了很大力量推动了出口，这个在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弥补了高耗费增长方式的缺陷，使得能够维持相当长时期的高增长。但是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了，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在03年已经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经济学家在内部讨论以及和政府官员的对话时都讲明了这个道理，而且往往能够说服官员领导。但是实际的经济考虑就不行了，实际的经济考虑一个是出口商，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希望提高增长，维持高增长率。要执行就碰到一些短期的利益的考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这套总增长方式不但引起了经济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社会政治问题，比如群众的消费水平增长，比如现在房价的高价，还有在我看来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证券市场“疯牛”。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的愈演愈烈。因为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利如此之大，于是就造成了腐败的日益严重，沈金川最先研究温州问题，温州为什么在浙江越来越靠后，也讲了一些合同的机制，只是在过去早期的市场是人格化的市场，大家都是熟悉的，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人们可以运用血缘关系、乡亲关系保证合同的执行，基理是信息系统。在一个熟人市场上，乡亲关系、血缘关系这个网络信息是畅通的，所以一个人只要失信,马上这个市场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此人是靠不住的，所以这样一个信息机制就迫使交易活动的参与者不敢失信，他一旦失信就表示市场上所有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不能和他打交道。
我们的市场已经发展到高级市场，就是所谓的陌生人市场，非人格化的市场，非人格化的市场合同的执行机制要靠第三方。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离开土生土长的圈子做生意，就必须搞定当地的官员，如果不搞定当地的官员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受骗或者是受到某种打击的危险。
所以官员现在有价，官员的“价”一方面有配制资源的权力。我去参加复旦100周年的时候，内地一个大学的校长就告诉我，他们那个地方最近几年最发财的是乡长，那个地方矿很多，小矿的价钱是1、2千万，他用各种方式得到干股，或者是交给他自己的亲戚，这个就是利益的来源，我跟学生说，现在中国发展了一套语汇，每个地方说话不一样，好多人说搞定，四川人说是勾兑。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各有不同的，有的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是很危险的。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在政治上可能是偏左一点，也可能是偏右一点，现在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现在有一种叫法是“主流经济学家”，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好象把经济学家看成一个党，经过投票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对学者来说完全不是这样，各自有自己的意见，这种讨论没有深入的进行，还有我们的企业界人士不太愿意讨论。
企业的办法有各种各样，有的搞好跟官员的关系，说得更不好听一点“不如分我一杯羹”，有的人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他的经营哲学就是不要做得太大了，盈利就不要再做了，见好就收。
也有的人弄一个外国身份，还有去年人家告诉我的“卖身自赎”，就是把控制权交给外国人。当然也有企业家认真严肃的看待这些问题，大家都拿到秦晓的报告，应该说它（招商局集团）没有太大这方面的困难，是正部级的企业，他还在认真思考，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前途。
一方面没有能够深入理性地讨论，另一方面还有不和谐的一面。这种情况之下，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里面批评的那些理论家、政治家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浮出水面，第一次是81-82年，动静不大但是相当的成功，把十二次代表大会整个搬到计划经济上去了，84年邓小平经过十二届三中全会翻过来了；第二次动静比较大，是89-91年。这第三次比89-91年那次更大了。
两个特点，一个特点89-91年那次他们主要公开表达的方式是用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次不是的。这次从他们内部的核心人物来说是直接把苗头对准改革开放，是资改路线。89-91年也说过资改路线，当时也说过赵紫阳资改路线，这次说的是邓小平。后来都讲得非常的公开，一方面是直接的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资改，另一方面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积极的。
另外一个特点他们利用我们社会现在存在的弊病，群众对于腐败的流行，对于收入差别的拉大，早就有很多的不满，而迟迟又没有任何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相当成功的把群众政党的部分引向了一个策略方向，把矛头针对了改革开放。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舆论，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改革，有一段很流行的顺口溜：“医疗改革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上不起学，住房改革买不起房子，国企改革一方面是大量下岗，一方面是大鳄们的盛宴”。你看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献，这些人比郎咸平地位高得多，社会影响大得多，理论政治纲领等等是非常完美的。
这样一个早被人们所唾弃的体制，居然以新的形式，甚至成了主流传媒的某种意义上的观点。于是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越是不改革，这些社会问题就更加显著，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又被说成是改革造成的，这个圈就跑不出来了。
第三，现在确实有许多人在思考。秦晓文章里面讲了好几种观点，除了他自己的观点之外还有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民族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霸权遏止中国发展的反抗和对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改造，新儒家寻求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人们都在思考，这是很好的现象。
我大体上是同意秦晓的认识，我想即使对秦晓讲的基本价值观和一些制度的架构来说都还有一个深入一步研讨的必要，我想建议我们的企业家们，不是说你们变成政治家、理论家，而是说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来说，你们对事情越明白，我们的事情就越好办一些。为什么说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讨论？比如关于自由，人们就很快想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和诉求有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托尔斯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是两个不同的路子。
我们中国这一代人年轻时接受所谓自由的观念是卢梭的极端的人民民主派思想，主权在民，人民的代表具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个问题中国思想界做了一些讨论，但是似乎没有很深入，一个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对民约论的剖析，一个是朱学勤对道德理想国破灭，是做了一些讨论，但是没有很深入的讨论。所以陷入一个危机，理想主义自然会受左的专制主义的影响，经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受到人们的歌功颂德。
在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我说有五个共同点，这五方面都存在歧异，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是误解，比如说这五点是市场经济、法制、宪政民主、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社会结构由哑铃式向橄榄式的转变，或者是新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崛起，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比如说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容易的一个误解是把重商主义说成市场经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我自己想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说钱颖一讲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我也是支持的，后来想想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妥，坏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呢？也许在80年代初期我和体改所的朋友们争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说法可能还好一点，当时用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原始资本主义。
你说印度尼西亚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市场经济？什么企业都是苏哈托家里的人或者是他亲戚朋友，印尼政府对经济生活有非常强的干预，那个和重商主义时代是一样的。经济学的开山祖师Adam Smith强烈地批判了重商主义，所以说自由市场经济更加妥当，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要点就在具有自主决策权人们之间的竞争。
还有民主，民主这个东西就更迷惑了。刚才我讲到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我们上一代人也这样，是深受卢梭人民民主，极端的人民民主观念的影响，它不是宪政民主。主权在民，民是谁？民从法律上说是国民公会，是人民的代表，实际上罗伯斯比尔有一个名言：我就是人民。毛主席就是人民，紧跟毛主席就是紧跟人民。看看法国大革命，起先很温和，甚至有相当多的人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越来越极端，后来就到了1789年年底以后特别是在1793年先从革命的温和派杀起，最后杀到雅各宾俱乐部内部的温和派。从哲学上说，王元化先生分析怎么样从私益变成众益，众益变成公益，公益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想起斯大林在一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书里讲，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无政府主义把个人放在前面，而社会主义把集体放在前面，每个人要服从集体。
最后一点是最难的，我们这个社会是从封建社会而来。这个有争议，总而言之，一方面少数的贵族和普遍的贫穷的人们，这里是矛盾重重。而现代社会为什么能够稳定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专业人员，不管是技术知识分子，还是经理人员，他们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于是所谓的新的中产阶级就壮大了，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变得非常的重要，这样的社会才可以稳定。
我们的社会总是极端化。最近的讨论中，我认为用分析哑铃式社会的办法来分析我们当前的社会是很不好的现象，用简单的二分法来看经济结构，而且煽动仇富，反智。反智就是反对专业人员，专业人员基本靠知识，结果就使得两极化。
其实我和一些自称为左派的人，我们讨论起来很能够理解对方说的是什么，而且很容易沟通，也容易达成一致，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在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中被排除了，比如我在很多场合介绍过一本书《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本书认为自由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是一个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繁荣非常重要的制度架构。反对市场往往是来自两个社会力量，一个社会力量就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从经济的开放上取得了好处，不愿意继续经受竞争的考验，所以他就要求抑制竞争呼吁政府管制这个市场，这部分人人数很少，问题是他有可能得到一些在这个市场竞争中处於不利地位的人，一般说来是弱势集团的支持。其实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弱势集团的，因为市场本身强调竞争，当自己觉得能力不足的时候，在竞争上不能立足的人们往往对受到既得利益者进行蛊惑，参与他们反市场的行动。他讲了一段话，如果这种做法真正得逞，真正由政府抑制市场竞争，这些弱势集团的根本利益受到腐蚀，他们往往不会反对，会认为政府的这种行动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还会鼓掌欢迎。
早些时候，我两位左的朋友明确表示这本书写得很好，有一位左派朋友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说“这本书很好，但是题目不好，如果改成《从资本家手中拯救市场经济》就好了”；另外一个左派朋友在《文汇报》向读者推荐今年出版的好书，还把这本书列上去。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了，所以在财经年会上，为了谨慎，我也讲了这本书，我没有用自己的话，我说我读过这本书，讲了什么，引入了一段，我觉得很有启发，我推荐这本书。报上发表后，当天成篇的帖子就上来了，说就是替富人讲话。后来《财经杂志》就把原本发表出来了，这个不是讲个人的事。
从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看这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就是极端化。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社会结构，希望就在所谓新的成长，这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但是往往被排除。最近的社会趋向是仇富，什么是富，中国人其实是通情达理的，讲清楚道理是不会盲目地追求仇富，问普通人说比尔盖茨（Bill Gates）怎么这么多钱，他是世界首富，但对他并不反感，因为他有贡献。但是这种舆论，这种做法就变成了盲目仇富，而富又是不清楚的概念。比如对农民工来说，城里人都是富人，所以会出现那种事件，去年12月清华一位副教授被劫杀了，凶犯在法庭上说，他是河北的农民，到北京打工不顺，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上网，他在网上得到的概念就是富人太猖狂了要教训，教训一下他们，他看清华这位女副教授开了一辆本田，显然是富人。也有好几起的案子，扎轮胎出气，这种事很多。其实这些专业人员，他们应该说是弱势群体的朋友，来建设我们这个和谐社会，但是把他们划到对方了。这是两个问题，一个为那些贪官污吏转移目标，第二就把我们的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打到对方去了，这是具有破坏性的思想。
最近中文大学社会系的熊主任，给我推荐了一个西班牙的访问团，我也就此推荐给诸位。西班牙为什么内战以后落入佛朗哥专政的地步，而在战后为什么又重新回到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主流？这个值得我们思考，而我们现代化的道路是极其不顺的。
我去三峡做一个课题，一个县一个县的考察，到了我妈妈的家乡奉节令我感慨万千，我妈妈的祖父是第一代面向世界的，经过这么多代人，中国的现代化的步履艰难，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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