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想必学过高中历史的都还记得，他们是伴随着1915年所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而来到中国的。当然，两位先生的真名实际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影响，个人认为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程度也是各有不同，但是这是由于其介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更多地则去强调五四运动，却对新文化运动少有提及，可能是由于五四运动源于抵制帝国主义入侵，其精神更偏重于爱国情怀。五四运动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更像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官方的说法是：“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但是每个历史转折点的背后，肯定都有着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淀，无论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还是军事上的，无一例外。而五四运动的思想积淀，大部分就是得益于新文化运动。

      自从陈独秀先生创立《新青年》，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开始，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两面大旗怎么样了呢？赛先生似乎过得不错，国家对科学向来是十分重视，这也是新时期下执政者的必走之路。没有了对科学的崇尚态度，国将不国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而且从建国开始，对于科学的崇尚实实在在是一点一点在发展、在进步，各种科学奖项、各种鼓励政策，无一不是在促进我国在各项科学研究领域的进步。虽然我们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争论，如基础科学与应用工程科学的先后等，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困难，但是总体而言是好的。

      但是对于另外一面旗帜“民主”而言，好像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建国前的民主，无一近似一个笑话，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乎独裁的政权，四大家族硕大裙带的关系，都在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唱着反调。建国时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充分意识到了这点，充分发挥民主，虽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却是盛情邀请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参政议政，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所组成，民主这面大旗似乎更加鲜艳，飘扬得更加耀眼。但是随着一系列执政问题以及共产党本身执政能力弱项的暴露，让民主变得越来越渺小。一向以民主著称的共产党，也开始犯出了历朝历代封建政权的错误——专制，不同的是，由于共产党其自身的组织纪律，将专制可以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虽然表面上是民主与集中很科学地并存，来最大效率地产生决策，但是由于其政治体制的一党负责制，导致绝大部分时间不能够充分发挥民主，一言堂的现象几成常识，偶尔有一些集体决策也多是由于其内部存在不同派系产生了摩擦而造成的。当然，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各种改革的不断深入，终于渐渐触碰到了改革的最核心——政治改革。各种针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比比皆是，究竟怎么改，笔者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谈论，但是对于这种一面旗帜破下去、一面旗帜继续飘扬的情况，个人倒是愿意去深究一下，也许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同样是源自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同样是通过五四运动的推广发扬，同样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崇尚，同样是对旧社会、旧主义的吞噬，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也许是他们本身的不同，一个更多是理性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一个则是感性的思考、对人性的认识？但虽然他们不同，却都是被20世纪初期的爱国知识青年所认同的，也是被那个时期的共产党所推崇的。也许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两面大旗的擎旗者？

      如前面所说，初期的擎旗者正是当时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热血，有理想、有抱负，他们接受着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他们渐渐地无法忍受这个无论是科学还是民族都落后的国家、政权，于是他们起来抗争、要求改革进步。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大思潮作为这些青年分歧的最终结果，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但他们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崇尚却是相同的。接下来，三民主义很快占到了上风，但是发展的过程中却没能抵挡住隐藏在内部的守旧的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侵蚀，有中国特色的三民主义最终被有中国特色的走农民路线的共产主义所取代。可以说，正是农民路线让共产主义占到了上风，这其实是与历朝历代并无明显差别，但笔者认为，也正是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路线，让当初的共产主义所擎“民主”大旗渐渐残破。

      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大部分是农民阶层，他们知识层次不高，所受到的丁点儿的所谓的教育，也只是得益于乡里教书先生甚至是庙里的和尚们的教化，而教书先生所奉仰的自然是孔子的儒家学派，和尚们崇尚宣扬的则是佛学，两者虽然教义深刻，蕴含了无尽的哲理，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早已经被统治阶层赋予了思想教化工具的意义，忠义礼智信五个字被奉为道德基准，且忠君排在了首位，说白了就是别造反，可见其政治意义。他们不像那些受过西方式的先进教育的进步学生青年，他们也从来不问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底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如果不造反就一定会饿死，等死，为什么不去选择同样可能活下来的造反呢？参加革命也只是继续生存的唯一一条活路而已，对于现在所说，当初参加红军的都是15、6岁便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本人是不太相信的。

      于是，共产主义拉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在中国，这个民众阶层是绝大多数的，有了这个基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当这个农民阶层一步一步走到了胜利的台阶上，开始扮演执政者的角色的时候，问题渐渐显现出来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根本上还依旧是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依赖的教育，而那些受过新式教育、擎着“民主”大旗的进步青年们，也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存在于执政者中。加之建国后一个个左倾的历史错误的出现，让这些进步青年再一次成为历史的牺牲品，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即便是“科学”这面大旗也已经摇摇欲坠，“民主”的大旗则近乎于疯狂地改成了崇拜主义。不得不说，那些年的那些错误，让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道德体系的国家社会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新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站稳脚跟，原有的体系也几近崩溃。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倒退式地发展，是这场浩劫最大的悲哀。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道德体系几近崩溃的情况下，各方各面都开始恢复。知识分子又一次被拉到了前面，但是他们这次却是只老老实实地举着“科学”这面大旗，至于民主嘛，吃一堑长一智，轻易是不会拿出来的。于是，有了现如今科学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国家社会经济的高速前进，同时也带出了越来越多地社会问题。初中的政治课就教会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然要相互对应，如果不合适，那么必然出现一方的变化，而生产力在一般情况下是要前行的，而且是先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的进步之前还有一个缓冲阶段，就是文章初期所提到的各种积淀。现如今的中国，经济上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体制上也在不断希望有所突破，这从我们高层的声音中就可以听出来，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变化如此之小呢？为什么大部制改革减一次增一次呢？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尝试着给社会民众更多的积淀，再来一次新文化运动，重提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只是，但愿不要再冠以扭曲的“中国特色”的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