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拿到最新一期《财经》，刚刚看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名字是《坚硬的住房泡沫》。这样的题目，在时下算是相当时髦的了，猛一看觉得挺有意思的，没有细琢磨，就看了下去。等看完后，返回来再看题目，觉得还是很有讲究的几个字啊。“坚硬”、“泡沫”，看上去矛盾的两个词，却放到了一起。

      文章前半段与市面上大多数写手的笔法相近，无非是展开空对多的辩论，当然，这自然是无解的了，因为要是有解的话，中国的楼市问题早就解决了，也不劳我们人民群众大驾了。但是在文章的中后部分，却很鲜明地来到了各种“数字”上面，从各种统计数字上入手，考虑到农村人口转移、人口总数不变、住房条件改善等因素，按照目前的人口转移速度和住房建设速度，得出了“大约需要15年的时间，住房的供求关系将会发生转变”的结论，进而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理论得出了题目中所强调的，泡沫短期内并不会破灭的结论。

      刚刚看完，不由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如今的房价已然是高得离奇，但是依然是供不应求，再涨个15年的话，这房子的价格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我无法想象。而让我更加无法想象的是，到了那个时候，供求关系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至少大部分人都应该是有了房子的人了，在这点上，至少我从我目前的收入水平上看不出来。

      其实仔细想一想，文章中有个很大的漏洞。文章最后所提到的供需关系的转折其实是估算错误的。所谓供给，很简单，就是盖好了楼卖给别人；而需求呢，只是简单的需要、想么？所谓需求，我觉得首先是应该考虑购买力的，没有购买力，单单去讲想要达成什么需求状态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如果加入进了购买力因素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需求值。

      按照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公布的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另200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比上年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5%。另外，2009年前11个月的全国商品房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4784元，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为15781×2×109.8%=34655.076元，可以购买商品房7.24平方米，如果按照原文中所提到的人均30平米是对住房需求的初步满足，那么共需要30×3/7.24=12年的可支配收入才能完成对房产的购买，且这里的计算没有考虑通胀以及可支配收入的上涨，且所有可支配收入均用来买房，如果按照生活成本占到可支配收入的一半计算，则普通家庭需要24年的时间去买房。但是如果按照文中理论，目前仍然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的话，房价必然继续上扬，而这个速率必然大于实际的收入增幅，那么带来的后果就是一句话，普通人需要用越来越长的时间攒钱买房。写到这里，其实我也糊涂了，究竟什么程度才能算是普通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程度呢？或许现在早已过了这个点？

      郑观应认为徒慕西方的技艺之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他在《易言 论议政》中对比了中西政制的优劣，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有上达……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而“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跌荡一百年》   吴晓波

注：鉴于大家对于题目可能都有所误解，于是乎，列题目中心词“泰西”含义以供诸位查之。题目中的“操”应作“控制、掌握”讲。

泰西

      昨天上午无意中看到的一条新闻让我感到意外，是谷歌全球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David Drummond在其官方博客发文表示，正在考虑退出中国市场，甚至可能撤销在中国的办事处。一石激起千层浪，何况是这么大的一块。

      随着中国的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其地位已经越来越逼近于各种传统媒体，很多方面都比传统传媒有着更加优秀的特征，如互动信息、草根文化等。但同时，随着其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其在中国所受到的压力和管制，也越来越与传统媒体相近。金盾工程、中国防火墙、敏感词过滤删贴等，渐渐走入了中国网民们的视野中，当然，更多情况下这些如同现实世界中的空气一般，虽无处不在，却无色无味，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中。

      其实在中国，用Google.cn去搜索的用户能占多少呢？官方数据是1/3左右的搜索引擎市场。而其他各种谷歌中国的产品使用者就更是少之又少，多为有知识、有学历、年轻的高端人才，而这些人又占多少比例呢？我想还是很少的。剩下的那部分人，离开谷歌，他们可能不会有丝毫的不适，他们可以用百度、搜狗等等，只要能搜就行，他们不会去在意搜索质量如何，不太会在意是哪家的搜索引擎，更不会去在意交互界面做得好不好、方便不方便。从这个角度而言，也许谷歌在中国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重要，更多的用户可能就是写动动嘴皮子的书生文人知识分子，由此带来的产业链条如GoogleAD等，也可以找到替代品，虽然可能会造成部分流量的流失，不过两端不变的话，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只不过从A路换到了B路、C路走而已。

      但是，与谷歌的退出趋势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的开放力度。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强，尽管间或有一些小的波澜和曲折，但是整体方向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也最终在2001年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可以说，在生产力方面，我们的开放力度已经很大了，虽不能说是与世界融为一体，但在整个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绝对不是拉后腿的。但是反观思想层面的开放力度，如广播电视、书籍杂志出版、电子产品、互联网等，无一不是在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也都纷纷有所改观，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都是不能比的。

      封建中国的闭关锁国让我们的祖先承受了巨大的耻辱，经受了各种欺凌，正是西方的思想波浪，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了冲动，从最初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一不是思想开放的结果。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封闭自己，更多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给我们封锁，但是随着中国高层意识的不断提高，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但是仅仅在经济层面开放可行么？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能够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理由：不可以。试想，没有思想的开放与交流，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出现呢？

      纵观中国历史，从古至今，貌似统治阶级都是以思想宗教为手段，历朝历代都知道，只要牢牢控制住人民的思想，那么至少自己的位子就会做得稳稳的。他们教人要尊师重教，更要忠君爱国，起来反抗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篡位弑君者，在成功之前都是贼臣乱党，人人得而诛之，成功之后则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功成名就，成为一代明主。到了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为什么依然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自己限制自己的思想？好像有点违背常理。人民的代表怕人民好心办错事？好像有点过分了。既然是人民的代表，带领大家去建设共同的国家，那么在被人民信任的同时，也应该信任人民。中国的人民从来不是不讲道理，中国的人民从来都是最安分守己的人民。他们有所吃住就会乐得其所，偶尔有几个有思想的青年，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产物，如果非要为了稳定去压抑他们，也许真是要适得其反了。

      希望谷歌的此次“退出”事件能够唤起某种改革进程的开启。中国的思想开放或许真的到了该改革的时代了，信任我们的人民，信任他们的辨别力。

        “洋务运动是一次留着“辫子”的改革。后世史学家常常谓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曾国藩等人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日后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26期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21日  共有 8 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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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革命党人办《国风日报》，天窗开得太大，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张漫画，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张鸣／文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的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处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更早，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武夫们一点招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以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然后清政府对于报人就没辙了，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100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100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皖南事变的时候，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不过天窗上有四行木头刻的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印刷，发行一把抓。穷，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

　　《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办下去，可是办着办着，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如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反正办报的人，有钱了。写稿子也好，开编辑会议也好，都进了八大胡同，一边叫局，让美人陪着，一边做。

　　那个时候，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妓寮里混，有醇酒妇人，革命才更有干劲。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党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在北京，则换成了苏妓（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的）。泡在“苏乡”不肯出来。

　　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都很灰，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陡然兴奋起来。《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

　　《国风日报》的天窗开得太大，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上面四人搓麻，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天窗，开成了白板。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张鸣：学者，现居北京

      2009年12月9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在官网上发布《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下称《办法》），针对目前国内的钢铁行业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并且主要在产品质量、环保、能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艺与装备、生产规模、安全以及卫生和社会责任等六个方面对钢铁企业设置准入条件。在这六个方面的条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于生产规模的限制。

      根据《办法》中所要求的，所有2008年度普钢企业粗钢产量在1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50万吨及以上，都是符合准入条件的，反之，也就是面临淘汰。并且在《办法》的第三部分“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除了产能上的准入条件外，其他条件均可以通过整改方式实现达标，而产能的不足则面临“有关部门不予核准建设和改造项目、核发排污许可证、配置新的矿山资源和土地、核发产品生产许可证、提供信贷支持、核发铁矿石进口资质，铁矿石进口企业不予供应进口铁矿石”的窘境，关张倒闭已近在眼前，而据估算，这部分企业的数量在300家左右。

      我国目前钢铁产能达6.6亿吨，需求4.7亿吨，过剩1.9亿吨，同时有5800万吨在建产能。按照这个数字来看，产能绝对是严重过剩的，且由于今年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本身对于钢铁的需求就已经处于一个过剩的状态，这就更加证明了我国钢铁行业目前所处的一个严重过剩的态势。一旦经济出现变动，大部分企业都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利用政府的调控手段去预处理，在整改现存钢企的同时，也给有打算进入钢铁行业的资本泼了些凉水，促进整个行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说，《办法》至少在宏观上给出的解决办法还是很好的，至于具体操作层面上，还需要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格执行，细化执行方法。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对于中小钢企而言，《办法》的出台无疑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尤其是对于很多民营资本来说，《办法》也就是死刑通知书，虽然他们可以通过被兼并重组等方式将损失降到最低，但是主动权已经完全不在他们手中，谈判的砝码也就轻如鸿毛。这让我们不禁联想起其他行业所面临的困局，或者说是国内民营资本的困局。民营资本相对于国家资本来说，其规模往往很小，但却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企业虽然在规模上比不上国有企业，但是其优点也是出在规模上的，如经营方向的灵活性等。但是国家对于目前民营资本的扶持还是少之又少，无论是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是各种行业振兴规划，大部分的资金都是从国家的一个口袋转了一圈又流回了国家的另外一些口袋，虽然不能说民营资本没有尝到甜头，但是毕竟太少太少。

      记得看过郎咸平教授的一些观点，就曾经尖锐地指出来，在中国，投资实业环境太差，因为在规模、政策等方面跟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办法竞争。如前段时间的两个“拿地”项目来说，一个是北京广渠门附近的地块，最终是由两家大型央企下的公司争夺，将地价完全抬了上去；另外是一个加油站地块的竞争，几家民营加油站公司完全不能跟石油三大巨头抢生意。虽然说市场经济的本性就应该是对价格完全放开，但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国有企业还没能完全按照市场化运营的时期，国家对于民营资本的扶持应该加大力度，不说给其国有企业相同待遇，也要在一些特殊行业政策方面给予大幅度的优惠措施，否则，国内的民营资本将会越来越少地进入实业而转投房市、股市等这类投机型市场，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绝对不利的，将会把其经济状态变得越来越不健康，最终很可能面临崩溃的境地。

      “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想必学过高中历史的都还记得，他们是伴随着1915年所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而来到中国的。当然，两位先生的真名实际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影响，个人认为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程度也是各有不同，但是这是由于其介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更多地则去强调五四运动，却对新文化运动少有提及，可能是由于五四运动源于抵制帝国主义入侵，其精神更偏重于爱国情怀。五四运动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更像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官方的说法是：“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但是每个历史转折点的背后，肯定都有着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淀，无论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还是军事上的，无一例外。而五四运动的思想积淀，大部分就是得益于新文化运动。

      自从陈独秀先生创立《新青年》，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开始，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两面大旗怎么样了呢？赛先生似乎过得不错，国家对科学向来是十分重视，这也是新时期下执政者的必走之路。没有了对科学的崇尚态度，国将不国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而且从建国开始，对于科学的崇尚实实在在是一点一点在发展、在进步，各种科学奖项、各种鼓励政策，无一不是在促进我国在各项科学研究领域的进步。虽然我们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争论，如基础科学与应用工程科学的先后等，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困难，但是总体而言是好的。

      但是对于另外一面旗帜“民主”而言，好像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建国前的民主，无一近似一个笑话，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乎独裁的政权，四大家族硕大裙带的关系，都在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唱着反调。建国时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充分意识到了这点，充分发挥民主，虽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却是盛情邀请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参政议政，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由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所组成，民主这面大旗似乎更加鲜艳，飘扬得更加耀眼。但是随着一系列执政问题以及共产党本身执政能力弱项的暴露，让民主变得越来越渺小。一向以民主著称的共产党，也开始犯出了历朝历代封建政权的错误——专制，不同的是，由于共产党其自身的组织纪律，将专制可以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虽然表面上是民主与集中很科学地并存，来最大效率地产生决策，但是由于其政治体制的一党负责制，导致绝大部分时间不能够充分发挥民主，一言堂的现象几成常识，偶尔有一些集体决策也多是由于其内部存在不同派系产生了摩擦而造成的。当然，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各种改革的不断深入，终于渐渐触碰到了改革的最核心——政治改革。各种针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比比皆是，究竟怎么改，笔者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谈论，但是对于这种一面旗帜破下去、一面旗帜继续飘扬的情况，个人倒是愿意去深究一下，也许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同样是源自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同样是通过五四运动的推广发扬，同样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崇尚，同样是对旧社会、旧主义的吞噬，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也许是他们本身的不同，一个更多是理性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一个则是感性的思考、对人性的认识？但虽然他们不同，却都是被20世纪初期的爱国知识青年所认同的，也是被那个时期的共产党所推崇的。也许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两面大旗的擎旗者？

      如前面所说，初期的擎旗者正是当时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热血，有理想、有抱负，他们接受着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他们渐渐地无法忍受这个无论是科学还是民族都落后的国家、政权，于是他们起来抗争、要求改革进步。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大思潮作为这些青年分歧的最终结果，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但他们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崇尚却是相同的。接下来，三民主义很快占到了上风，但是发展的过程中却没能抵挡住隐藏在内部的守旧的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侵蚀，有中国特色的三民主义最终被有中国特色的走农民路线的共产主义所取代。可以说，正是农民路线让共产主义占到了上风，这其实是与历朝历代并无明显差别，但笔者认为，也正是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路线，让当初的共产主义所擎“民主”大旗渐渐残破。

      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大部分是农民阶层，他们知识层次不高，所受到的丁点儿的所谓的教育，也只是得益于乡里教书先生甚至是庙里的和尚们的教化，而教书先生所奉仰的自然是孔子的儒家学派，和尚们崇尚宣扬的则是佛学，两者虽然教义深刻，蕴含了无尽的哲理，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早已经被统治阶层赋予了思想教化工具的意义，忠义礼智信五个字被奉为道德基准，且忠君排在了首位，说白了就是别造反，可见其政治意义。他们不像那些受过西方式的先进教育的进步学生青年，他们也从来不问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底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如果不造反就一定会饿死，等死，为什么不去选择同样可能活下来的造反呢？参加革命也只是继续生存的唯一一条活路而已，对于现在所说，当初参加红军的都是15、6岁便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本人是不太相信的。

      于是，共产主义拉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在中国，这个民众阶层是绝大多数的，有了这个基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当这个农民阶层一步一步走到了胜利的台阶上，开始扮演执政者的角色的时候，问题渐渐显现出来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根本上还依旧是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依赖的教育，而那些受过新式教育、擎着“民主”大旗的进步青年们，也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存在于执政者中。加之建国后一个个左倾的历史错误的出现，让这些进步青年再一次成为历史的牺牲品，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即便是“科学”这面大旗也已经摇摇欲坠，“民主”的大旗则近乎于疯狂地改成了崇拜主义。不得不说，那些年的那些错误，让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道德体系的国家社会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这个变化是新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站稳脚跟，原有的体系也几近崩溃。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倒退式地发展，是这场浩劫最大的悲哀。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道德体系几近崩溃的情况下，各方各面都开始恢复。知识分子又一次被拉到了前面，但是他们这次却是只老老实实地举着“科学”这面大旗，至于民主嘛，吃一堑长一智，轻易是不会拿出来的。于是，有了现如今科学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国家社会经济的高速前进，同时也带出了越来越多地社会问题。初中的政治课就教会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然要相互对应，如果不合适，那么必然出现一方的变化，而生产力在一般情况下是要前行的，而且是先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的进步之前还有一个缓冲阶段，就是文章初期所提到的各种积淀。现如今的中国，经济上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体制上也在不断希望有所突破，这从我们高层的声音中就可以听出来，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变化如此之小呢？为什么大部制改革减一次增一次呢？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尝试着给社会民众更多的积淀，再来一次新文化运动，重提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只是，但愿不要再冠以扭曲的“中国特色”的帽子了。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10/15/content_731247.htm

     恩，那天听了行者的话，对二七剧场路的标语一条街挺感兴趣的，但是看了一个朋友拍的片子，感觉即使去了也不一定能拍出什么来，没有太多的想法。于是拖了几天，4号一大早正好路过，于是决定过去看看。

     废话不说，上片子。首先是一张标语很多的全景片子～

     之前看的片子就是类似的角度，感觉画面很单一，有些乱，没有太突出的角度，没有很明确的主题，唯一可能有所表现的就是标语一条路的标语，真的很多……

 

     这几张基本都是对某条标语的拍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尝试着去用特别的角度拍摄。

     这两张照片是一个地方拍的，第一张比较干净一些，一个路牌，一棵歪树，一面红旗，一条彩旗，一条横幅。第二幅则更加干净，可以说主体只有三个：警车、路牌、标语。第一张没啥可说的，第二张其实开始是拍了一张警车车头在路牌右侧的照片，感觉比拍车尾要好，但是曝光有问题，于是只拿了这张过来。PS：警车上的俩警察看我半天，我心虚，还是赶紧跑了……

      今天早上，一条《工商总局通报17例典型违法电视直销广告》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新闻中，工商总局明确地对17例违法电视直销广告做出了通报与查处，这一点，很让我觉得可敬。记得4月份我曾经写过一篇《广电总局再出奇招：杜绝炒作名人丑闻和绯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规范我国电视购物行业的问题，这次工商总局的通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也许我们老百姓是苛刻和不讲道理的吧，在一瞬间的敬佩感之后，是感到莫大的悲哀。一个国家行政部门，竟然对这些违法、违规操作的电视直销广告，无能为力，明知他们将会坑骗很多消费者，但是竟然只能是通过中广协去呼吁媒体进行自审、监督、引导，甚至在没有任何硬性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提倡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去抵制。我倒不是反对这样，也不是不完全信任我们国家公民的道德意识，但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能这样么？这样合理么？这样真的有效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17例违法电视直销广告，真的是那么典型么？如果是典型，那不典型的就不通报、不管了么？这17例均是医药健康类的，对于我们常常看到的什么黄金手机啊、什么霸王金项链啊这些，难道就没有欺诈成分么？还是欺诈得程度不深，所以就不管而任由消费者上当呢？期待……